文／社團法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2017年末，好萊塢女星帶頭揭露好萊塢電影工業中的不平等現實面，進一步組成反性侵聯盟「Time’s Up」，協助受到傷害的女性們可以獲得法律等協助。隨著 Time’s Up與 #MeToo運動興起，女性逐漸失去繼續隱忍的耐性，也慢慢找回屬於自己的控制權。在電影工業裡，今年柏林影展簽署的「50/50 by 2020」男女導演映演比例平衡政策，人們經開始想像並重新配置領導力和權力的展示。
這波運動可視為第四波女性主義，與網路媒體緊密相連，藉由當代重要傳播媒介發酵，讓存在已久卻被噤聲的性騷擾和性暴力問題浮出檯面。回顧女性主義運動簡要進程，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可以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談起，當時的女性提出了女性需要更多權利的問題，但受限於時代環境並無引起太多聲浪。直到了1960年代初，第二波運動內容涵蓋了男女平等、女性身體權（生育、墮胎）與工作權等，展開了女性自主權的爭取。1980年代末進入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開始關注個體不同的差異性，出現了酷兒理論與黑人女性主義，進入更多元的性別論述。2012年來到第四波高潮運動，將萎靡已久的女性主義再次復興。
看似一段激昂的運動進程，但在歷史中不斷被奪取發聲權。回顧重要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從美國逐漸擴張至歐洲及世界各地，同時也是電影史中重要的轉變時期，重新探討當時女性先鋒們如何以原創性十足的影像語言帶來劃時代影像革命，並為女性電影於電影發展進程上開闢出不可抹滅的重要途徑。1970年代開始，各地相繼出現女性影展，全盛時期甚至呈現百家爭鳴的狀態。相對應地，更有許多女導演創作出意識形態及風格強烈的作品，不但寫下女性主義電影的影像新局，也鞏固女性電影的影史地位。如1971年完成的《女性成長史》（Growing Up Female）【圖1】即是美國史上首部紀錄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紀錄片，在此脈絡上廣泛於學校、教堂及社福機構放映，為當時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到了歐陸，兩位分屬於法國新浪潮與德國新電影的女導演巨匠——安妮・華達（Agnès VARDA）與烏爾里克・奧廷格（Ulrike OTTINGER），則分別以《無法無家》（Vagabond）【圖2】及《女酒鬼的肖像》（Ticket of No Return）【圖3】帶出為追逐自由不顧一切、無法無天不斷挑戰社會框架的女性形象。前者使用仿紀錄片的形式加深與時下社會連結，後者則以豐沛顏色和荒誕風格帶出玩世不恭的態度，兩者皆成功地透過新穎的電影語言形塑出非一般女性銀幕形象。
而在1970年代美國女性主義運動時，蘇・弗迪胥（Su FRIEDRICH）就曾高舉「個人即政治」的標語，成為美國前衛電影的領軍人物，其作品如《捉迷藏》（Hide and Seek）、《同根相連》（The Ties That Bind）【圖4】等，以多元的電影詮釋語境試圖探討個人與政治之間的連結，敢於衝撞主流政治和性別框架，呈現社會輿論、制度和權力結構中，複雜的女性主義和酷兒意識。
1989年作為歷史上重要的分界點，但就在浩浩蕩蕩走入第三波女性主義之前、魯迪・瑞奇（Ruby RICH）提出「新酷兒電影」（New Queer Cinema）的概念之前，1980年代諸多美國非裔女性的精彩作品在歷史上仍處於邊緣地位。2015年凱薩琳・柯林斯（Kathleen COLLINS）的《迷失之地》（Losing Ground）【圖5】被修復並於戲院放映，堪稱近年來重大電影記事，當年片中非裔中產階級的形象未受媒體及電影圈所青睞，導致作為首部由美國非裔女性導演所編導作品之一的重要地位不斷受到埋沒，過了三十餘年隨著修復工作完成而得以正名，也成了重新解讀電影史的依據。
電影保存毋庸置疑是檢視電影史的另一個重要角度，在過程中也發現諸多當年劃時代的女性大師作品尚未被修復、拷貝狀態不佳或因各種複雜的版權因素導致無法被放映，廣被修復的電影仍以早已穩坐電影殿堂的「經典電影」為主。電影修復是政治，亦是再書寫歷史的過程，既然是再書寫也就脫離不了與過往電影歷史書寫角力。電影是一段悠長的百年歷史，但女性電影的痕跡卻不斷被抹去，期望重視與重探女性電影，讓現代人藉此重新檢視電影史，進而重新回探性別議題，拋擲出永不休止的質疑、辯證與探問。